柜子的使用大约始于夏商时期。《国语》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夏后布币而策告之，卜藏其，吉，龙亡，而在椟。”这里的“椟”，即当时人们使用的柜子。周朝时已有了“柜”的名称。据《尚书•金》记载，武王有疾，周公作册，“乃纳册于纳金之匮中”。椟和匮是同一器物，只是因时代不同而名称各异而已。

古时的柜，并非我们今天所见之柜，倒很像我们今年所见的箱子，而古代的“箱”，则是专指车内存放东西的地方。《说文》：“箱，大车牡服也。”《篇海》：“车内容物处为箱。”《诗经•小雅•大东》：“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左传》：“箱，大车之箱也。”也有把柜统称为“匣”的。《盐铁论》：“天子以海内为匣柜。”古人把匣、柜并称，是因为匣和柜从外形上看，仅有大小之别，通常小者称匣，大者称柜。《六书故》：“今通以藏器之大者为柜，次为匣，小为椟。”历代史书中关于柜子的记载也很常见，如《韩非子》：“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汉书•高帝纪》：“金匮石室。”《汉书•夏侯婴传》有“得印一柜”。《后汉书•祭祀上》：“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以吉日刻玉牒书，函藏金匮，玺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庙。太尉奉匮以告高庙，藏于庙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可见，匣和柜除大小的区别之外，没有严格的界限，有的甚至还把匣、柜混称，这种现象自两汉一直沿用到隋唐。如唐徐浩《古绩记》说：“武延秀得帝赐二王真迹，会客举柜令看。”这些记载，表明这时的柜一定形体不大，既小且轻。不然，不会有举柜、奉柜的描述。还有“得印一柜”，估计就是放印的匣子，也不可能是重物。

出土文物中，截至目前年代最早的柜子，应该是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的小箱和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漆木衣箱。箱盖隆起作弧形顶，盖和箱身的四角有凸出箱身的把手，可以捆绑搬抬。曾侯乙墓共出土衣箱五件，均绘有扶桑、太阳、蛇和人物等彩色图案，有的还在箱盖上刻着“紫锦之衣”的字样。我们这里说它是箱子，是按现代人的说法，如果按战国时的称呼，则应称为“柜”。

汉代有了区别于我们现今所谓箱、匣的小柜子。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的一件绿釉陶柜模型，就是很典型的实例。柜呈长方形，下有四足，柜顶中部有可以开启的柜盖，并装有暗锁，柜身以乳钉作装饰。自汉世至隋唐，日常所用柜子大多采取这种式样。

唐代有了较大的柜，能放置多件物品。《杜阳杂编》：唐武宗会昌初，渤海贡“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唐代已有了专门存放书籍的书柜。唐五代时期的柜子从形式看与汉代的柜子区别不大，西安王家坟村90号唐墓出土的三彩柜，有粗壮的四足，柜身较高，周身饰乳钉儿，上部前面正中，有可以开启的柜盖，同时都装有暗锁。

宋代有专用的书柜。宋刘松年绘《唐五学士图》中描绘的书柜，柜身呈方形，顶，正面对开两门，内装两屉分为三格，一仆人打开两门，正欲取物。门内摆放的书籍、画轴清楚可见。从画面人物及其他器物的比例关系看，这类柜子形体不大，通常放在桌案之上使用。

桌柜之外还有坐柜，是集存贮和坐用两种功能于一身的家具。洛阳涧西宋墓和郑州二里冈宋墓墓室壁均有用砖雕刻的桌子和坐柜形象。

明代为适应生活需要，又创造出许多柜的新品种来，有顶竖柜（也叫四件柜）、书柜、圆脚柜、亮格柜等。

顶竖柜，由底柜和顶柜两件组成，又称为“顶箱立柜”。这类大柜大多成对，合起来共四件，因此又名“四件柜”。这种柜底柜两门、顶柜两门，也有称其为“四门柜”的。圆脚柜，就是柜的四框和腿足用一根木料作成，柜架外角打圆，腿足亦做成圆形，因而又可称作“圆角柜”。圆脚柜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侧脚收分明显可见，对开两门，通常以纹理美观的整块板镶成。两门中间有活动立栓，因立栓与门边较窄，故配置条形面叶，北京人俗称“面条柜”。这种柜子的柜门与门边之间不用合叶，而采用门轴作法，既转动灵活，又便于拆卸。这类柜子的传世品大多以黄花梨木或榉木制成，以取其色彩艳丽。亮格柜，是集柜、橱、格三种家具于一身的家具。通常下层对开两门，内装膛板分为上下两层，柜门之上平设两枚或三枚抽屉，是为橱。再上是两层空格，正面和两侧装倒挂牙子，下端做一道朝上的花牙围子。在居室或书房中摆设一对这样的柜，下侧放置日用杂物，抽屉中可放零星小件，上侧两层空格陈设几件古器，顿觉满室生辉。

箱子的最早形态，应是汉代竹篾编成的“竹笥”，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多件。笥长69.5厘米，宽39.5厘米，高21厘米，竹篾均匀，编制精细，且全部为人字形几何花纹。笥内有黄绢作衬里。

汉末有了“箱子”的名称，多用于存贮衣被等物，称“巾箱”或“衣箱”。《太平御览》载：“魏武帝曹操为兖州牧上书，山阳郡有梨，仅上甘梨三箱。”《南齐书•高帝纪》载：“至是又上表禁民间华伪之物……不得作鹿行锦及局脚柽柏床，牙箱笼杂物。”牙箱笼，即镶嵌着象牙雕刻的箱子。到唐代时，有关箱子的记载更多。《明皇杂录》：“玉龙子，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这类箱子，也有称为巾箱的。同书载：“张果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折叠之，其厚如纸，置之巾箱中，乘则以水之，还成驴矣。”这个故事虽系神话传说，然已出现“巾箱”之名，由此可知，箱子在当时已是常见之物。

唐代以后直到元明之际，箱、柜的形式无大变化。箱柜类大都做成顶形盖。棱角处多用铜叶或铁叶包镶。如陕西西安唐墓出土的刻花顶银盒，制作精巧，通体雕刻卷草及折枝花卉，正面刻两只孔雀各衔莲花相对而立，棱角处及沿口外均留有素面压边线条，正面装有锁饰。

1956年苏州虎丘塔修塔时发现宋代木箱一件，长37.8厘米、宽19.2厘米，高21厘米，系楠木所制，外加本色油漆。各部接缝处都镶包银质鎏金花边，用圆形小钉钉牢。箱口搭连处扣有鎏金镂花锁一把，钥匙挂在锁上。

宋人刘松年《西园雅集图》中描绘有抬箱的形象。从画面看出，箱系竹藤所编成，顶盖，盖下两层屉，下带矮足。中间带横梁，便于穿杠抬运。

宋代沈括在《忘怀录》中介绍游山具时描述了一种家具：“游山客不可多，多则应接，人事劳顿，有妨静赏。兼仆众所至扰人，今为三人，具诸应用物共为二肩，二人荷之，操几仗持盖杂使三人便足矣。兼舆者未预客有所携，则照裁损，无浪重复。惟酒杯或可用，银钱一二千使人腰之，操几仗者可兼也。”文中二肩，估计就是行李挑子。左为衣箧，右为食柜，用竹编编成。中设二层隔板，连底带盖四层。

河北宣化辽墓壁画《备餐图》中绘有长方顶匣，其形象与苏州虎丘塔出土的木箱大体一致。这说明，宋代箱子的使用在我国北方及江南广大地区是很普遍的。

存贮衣物的箱子，一般形体不大，两边都装有提环，便于搬动。有一种称为官皮箱的，也是一种旅行用的存贮用具，形体较小，正面对开两门，里面装抽屉数枚，用以存放文具或梳洗用具。打开上盖，内有一活动方盘，如果放上镜子，即称梳妆盒。将两侧立墙和正面两门的上边做出仔口，箱盖放下时，将四面板墙全部固定起来。箱的两侧装提环，多为铜质。这种箱子，常用于官员出行或出游。

橱出现在两晋以后。它是一种前面开门可供存贮书籍、衣被及食品等物的家具，是由汉代的几演变发展而来的。山东沂南画像石上的双层几，就是用于存放东西的。随着形式的发展变化和高度的增加，而成为一种架格。几的左右及后面加上了围板，前面安上了可供开启的小门，从而成为“橱”的形式。最初的小橱大多放在几案之上，少有大者。随着高形桌案的普及，这类家具的高度也逐步升高。后来又与桌案结合，成为具备桌案与存贮器两种功能的家具。

书橱，要求宽阔，但进深则仅容一册，其目的是为了便于取用。

柜橱，是将柜和橱结合在一起，具有柜、橱、桌三种家具的功能。它的高度略同于桌案，面上可作桌案使用，面下抽屉可以放些日用杂物。抽屉下又安柜门两扇，左右后三面腿间镶木板，内装屉板两层，将柜子的使用功能移到了橱的身上。因此名为柜橱或橱柜。

书格，即放书籍的架格。书格正面大多不装门，两侧也多透空，有的后面也透空，只在每层屉板的左、右及后面各装一道较矮的拦板。目的是把书挡齐，起围护作用。架格中间一般要安两个抽屉，是为加强整体框架的的牢固性，同时也增加了使用功能。也有的在背面或两山装板，也是出于同样目的。书格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正面敝开，不设门。极个别者即使装门，也是采用棂格形式，虽有门围相隔，但内中存物，勿须近前，即可一目了然。

关于架、格、橱、柜的发展过程，明末方以智在《通雅•杂用》中早有考证：“今之立柜，古之阁也。……阁者，版格，以庋膳馐者，正是今之立馈。今吴中谓立馈为厨者，原起于此。以其贮食物也，故谓之厨，俗作橱。立馈亦作立柜。阁、格一声之转。”